近年來，民法學界對職業打假（包括知假買假）行為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存在否定說、肯定說和折中說；各地對職業打假行為處理的民事判決不一；還有少數司法機關甚至將普通索賠行為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在本文看來，不管其他法領域如何認識和處理職業打假行為，對這種行為都不得以任何犯罪論處。換言之，即使對職業打假行為不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的懲罰性賠償規定，也不能使之承擔任何刑事責任。
奉賢西渡刑事律師認為關于職業打假行為給社會帶來的利益，市場監管人員可能最有發言權。市場監管人員歸納了職業打假行為的好處：
（1）普通消費者購買到假冒偽劣商品后，往往受限于各種因素，大多放棄索賠，監管部門和消費者協會也沒有充足的資源發現并打擊所有違法行為。職業打假人作為“補充力量”，客觀上可以提高商家違法成本，為凈化市場環境發揮積極作用。
（2）有助于及時發現產品質量問題，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如藥品職業打假行為，讓藥品領域違法行為無所遁形，有利于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身體安全。
（3）有助于增強消費者的維權意識，樹立維權觀念，提升維權能力，共同監督產品質量安全。
（4）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行政監管成本。“執法對象多，執法人員少，執法任務重”是一些地區基層監管部門的真實寫照。在這種情況下，職業打假人有效提供違法線索，精準定位違法行為，及時發現產品質量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行政監管成本。既然如此，職業打假行為就不可能構成任何犯罪。
不少奉賢刑事律師對職業打假持否定態度，有些司法機關甚至將職業打假行為認定為敲詐勒索罪，大體有如下值得商榷的理由。
第一，打假屬于公權力的范圍，私人不得打假。例如，有奉賢刑事律師指出，打擊假冒偽劣商品應屬于公權力的作用范圍，公權力具有不可讓渡性，公權力也不能成為謀利的工具，以知假買假索賠的方式打假是行使私權利。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不能逾越，否則就會導致二者的錯位，形成破壞法治的弊端。但是，這種說法并不成立。公權力是為了保護私權利而存在的，二者原本就不應當對立。公權力的行使與私權利的行使雖然各有其專門領域，但它們之間的界線并非恒定，政府能力大小、公益性程度、執法效率高低及法律私人實施的成本及收益等多種因素都可決定這條界線的偏離方向及程度。所以，不能簡單認為打假是公權獨占性的領域。由于存在成本低、激勵大等相對優勢，職業打假可以對公權力構成有力補充，兩者并存，可以共同促成法律的有效實施。再如，在刑法上，打擊犯罪也可謂公權力的作為范圍，但公權力不是萬能的，所以，刑法允許公民進行正當防衛。倘若有人職業性地從事正當防衛，法律也同樣鼓勵。既然如此，司法機關就應當鼓勵職業打假行為。
第二，職業打假行為屬于以違法糾正違法或者以惡抑惡。例如，有人針對職業打假行為指出：“法律絕不贊成人們利用別人的違法來故意制造損失，也不贊成人們用違法糾正違法，更不贊成人們利用別人的違法來謀取非法利益。”還有人指出：“知假買假行為雖是法律上的自力救濟方式，但屬于‘以惡抑惡’的自力救濟方式，違反了誠實信用這一民法中的‘帝王規則’，不具有道德含金量，不符合法律與道德相一致的法理要求。”可是，這只是對職業打假行為持否認態度奉賢刑事律師的價值判斷，我們完全可以作出相反的價值判斷。例如，職業打假行為是行使權利的行為，并不是所謂故意制造損失；將商家因銷售偽劣產品而承擔的責任，評價為對商家的合法權益的損害，明顯不符合事實與法律規定。職業打假行為不違反任何法律，不能將這種行為評價為“用違法糾正違法”；懲罰性賠償是法律規定的制度，職業打假人根據法律規定獲得賠償，所謀取的并不是非法利益。既然是法律上的維權行為，就沒有理由將其評價為“以惡抑惡”。換言之，只要行為人采取了法律認可乃至鼓勵的手段抑制惡劣，就不屬于“以惡抑惡”。例如，當人們說正當防衛是“以暴制暴”時，前后兩“暴”的性質明顯不同：前者是法律允許的合法暴力，后者是法律禁止的不法侵害。但是，不得將正當防衛評價為“以惡抑惡”。對職業打假行為的評價也是如此。既然行為人是通過法律手段抑制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就不能將其行為評價為“惡”。其實，上述觀點無非因為職業打假人獲得了高額賠償，認為其不具有道理含金量。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認為其行為違法。區分法律與道德，是近代刑法學的重要成果。法律與道德相一致不是法理要求，大量的道德規范都沒有上升為法律規范；雖然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存在重合現象，但法律規范是基于特定目的而形成的，而不是所謂將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
第三，職業打假行為是為了謀取個人利益。例如，有人認為，現在大量職業索賠者完全是為了自己牟利，根本不管市場環境是否凈化，不是為了解決問題。有人指出：“誠然，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消費者如果買到假冒偽劣商品，依法索賠應當受到法律保護。然而，一些人卻以打假為幌子，實際上做著非法牟利的職業索賠，其目的不在于維護消費權益，而是索要高額的賠償，并由此制造大量的惡意舉報和訴訟。”這種觀點以行為人的獲利目的為根據，將職業打假行為視為危害社會的行為，似乎只有無償的打假行為才是合法行為。然而，為了自己牟利本身不是違法的根據，將按照法律規定的索賠行為評價為“非法牟利”，也明顯不符合法律規定。“法律按其真正的含義而言，與其說是限制還不如說是指導一個自由而智慧之人去追求他的正當利益。”利用法律獲利并不是通過違反法律獲利，而是合法利用法律獲利，因而完全正當。即使退一步認為職業打假行為濫用了相關法律或者制度，那只是意味著法律或者制度本身有問題，而不是利用法律或者制度的行為構成違法犯罪；只能通過修改法律或制度來解決，而不能處罰利用法律或制度的行為。
第四，將職業打假與典型的敲詐勒索混為一談。例如，有人指出：“敲詐式職業索賠，有違打假本意、有害市場秩序，更曲解和利用了‘假一賠三’‘假一賠十’等懲罰性條款。不僅嚴重損害商家的合法權益，也擾亂了正常市場經濟秩序。不僅如此，職業索賠者頻繁投訴和訴訟索賠的行為，也浪費了寶貴的行政執法和司法資源。”還有人指出，職業打假往往是假打，其手段更是不惜造假，以定制假貨鑒定書、質檢報告、醫院證明等手段要挾賣家，利用商家不懂法、怕麻煩的心理，屢屢得逞，嚴重損害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上述觀點為了否定正當的職業打假，將典型的敲詐勒索行為歸入職業打假行為，然后再全盤否定。不管是從事實歸納的角度，還是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這一做法都不可取。換言之，不能為了否定職業打假，就將典型的敲詐勒索行為歸入到職業打假。將敲詐勒索行為作為職業打假的必要環節或者通常做法，必然導致將正當合法行為認定為犯罪行為。如同將防衛過當與正當防衛混為一談，導致不能妥當認定正當防衛一樣。誠然，如果職業打假人故意將過期產品放入超市后購買并向經營者索償，則是典型的詐騙或者敲詐勒索行為。但是，職業打假或者知假買假行為不同于故意虛構、制造虛假事實陷害、勒索被害人的違法行為，只要商品或服務本身確實存在假冒或缺陷，行為人本身沒有過錯，也沒有實施捏造和陷害他人的行為，行為人知假買假向商家索賠，就具有合法的事實基礎。認為職業打假為擾亂正常市場經濟秩序的觀點，有顛倒黑白之嫌。其實，沒有職業打假行為，導致偽劣產品的泛濫，才會擾亂正常市場經濟秩序。同樣，認為職業打假者頻繁投訴和訴訟索賠的行為，浪費了寶貴的行政執法和司法資源，也是一種不當評價。職業打假者之所以能夠頻繁投訴，是因為商家頻繁銷售偽劣產品，否則，職業打假者何以頻繁投訴。如果市場監管人員既不在市場從事監督管理工作，也不處理投訴事項，這樣的行政執法資源有什么意義？如果行政執法部門依法處理投訴，又何來訴訟索賠？眾所周知，成立敲詐勒索罪以目的不正當為前提。亦即，如果目的正當，就表明行為人是在行使權利，因而不是侵害被害人的財產；如果目的不正當，但手段不是脅迫，也不可能構成敲詐勒索罪。職業打假行為，都是根據法律規定要求對方賠償，不能認為其目的具有非法性。如前所述，既然是利用或者根據法律規定獲取利益，就表明獲得利益是具有法律根據的，當然是正當的。成立敲詐勒索罪還以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為前提。這是因為，敲詐勒索罪是財產罪，既然是財產罪，就要求造成他人實質的財產損失。
《刑法》274條關于數額的規定，既是指行為人取得的財產數額，也是指行為造成的財產損失數額，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亦即，只有當行為人所取得的財產沒有法律根據即非法取得時，才能認定被害人遭受了財產損失；反過來說，如果被害人依法應當交付或者處分其財產，那么，他就沒有財產損失，相對方取得財產就是合法的。正如西田典之教授所言：“只要權利的行使在債權的范圍內，就應當說債務人沒有財產上的損害。如果直接將財物的交付認定為財產上的損害，就使損害概念過于形骸化。因此，至少應當否認敲詐勒索罪的成立。”在職業打假的場合，由于所謂的被害人原本就應當根據法律規定予以賠償，所以，履行賠償義務不屬于財產損失。退一步說，即使沒有職業打假人的投訴、起訴等行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人也應當履行賠償義務，既然如此，職業打假人的行為與所謂被害人的交付行為之間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
有奉賢刑事律師指出：“訴訟是現代社會解決糾紛的最主要的方式，社會調解是解決糾紛的重要方式，將糾紛提之消協或法院只是解決糾紛的必要前提而已。在一個現代人看來，很難說這會對相對方帶來什么精神強制。因此，威脅訴諸法院或消協等，只是受害方在和解中促使相對方滿足自己要求的策略而已，沒有侵害到相對方的任何權益，不構成敲詐勒索。但向媒體公布則略有不同。媒體由于傳播信息的迅捷性、廣泛性，一旦商家的商品缺陷或者服務劣質被公之于眾，對其將會帶來極其不利的后果，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因此，向媒體公布會對相對方產生一定程度的精神強制，是一種脅迫行為。”但在本文看來，這種觀點存在疑問。
其一，向法院起訴與向媒體披露都是使事實公開化的行為。因為在公開審理案件時，相關信息仍然被公眾知悉。而且，一些媒體也會報道案件審理情況。既然如此，就不能認為向媒體披露與向法院起訴有區別。
其二，大多數情形下，是由于生產者、銷售者不依法賠償才導致行為人采取向媒體披露等措施。例如，2005年初的一天，劉某發現自己剛剛購進的一桶食用油里有一橡膠圈，便和廠家聯系，廠家遲遲未采取措施。于是劉某便和一家新聞媒體聯系，后該新聞媒體予以曝光。曝光后，廠家著急，主動和劉某聯系，要求送劉某一箱油和300元人民幣，私下解決。劉某要求廠家賠償36000元，如果廠家不答應，他就在網上發帖子，讓媒體繼續曝光，讓該產品滯銷，并告訴廠家其銀行賬號，讓廠家將錢打入卡內。后廠家佯裝同意，及時報警。2006年初劉某被抓獲。某法院以敲詐勒索罪（未遂）判處劉某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理由是：從客觀上看，劉某索賠超過必要的限度，僅僅因一桶色拉油向廠家索要36000元，并且以向媒體繼續曝光、在網上發帖子等手段相威脅，強行索取賠償款。從主觀上看，劉某已遠遠超越索賠的初衷，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所以，劉某的行為應以敲詐勒索罪（未遂）論處。但是，這樣的判決不無疑問。從形式上說，媒體曝光表面上是劉某的行為造成的，不如說是廠家自己造成的。如果廠家及時采取措施，媒體就不可能曝光。而且，既然媒體已經曝光，那么，讓媒體繼續曝光，對廠家來說也難以構成脅迫。天下沒有“自己可以違法但不允許被媒體曝光”的道理！
其三，退一步說，即使向媒體曝光是符合敲詐勒索罪的客觀構成要件的行為，也應當承認其具有阻卻違法性的事由。這是因為，媒體曝光使更多的消費者知悉具體的偽劣產品，從而免受損害。通過媒體報道，損害廠家、商家的局部利益，保護了更多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是一種阻卻違法的行為。從宏觀上說，“如果放棄對知假買假者的法律保護，任由制假、售假的泛濫，不僅損害了我國商品經濟良性發展的市場交易秩序，而且也侵犯了民眾追求健康、安全、優質生活的權利。因此，從社會規范價值指引與選擇的視角，應該著力于打擊和抵制商家的制假、售假行為，鼓勵貨真價值、童叟無欺的規范市場交易規則，為此需要有限度地容忍職業打假人的專業打假行為。”
總之，工商管理部門的人員有限，不可能查處一切假冒偽劣產品。依靠普通消費者運用懲罰性賠償制度遏制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的行為也不現實。反之，職業打假人具備相應的經驗與精力，其行為有利于預防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的違法犯罪行為。不容忍職業打假行為，就必然放縱職業造假行為。換言之，在當下，產品質量的提高，有賴于職業打假行為。如果將職業打假行為認定為犯罪，無異于助長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的違法行為，嚴重違背刑罰目的。 上海奉賢刑事犯罪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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