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察的管理和監督下，理和監督下開展輔助工作，是警察執法行為的依附。要以執法社區的概念實質性判斷正在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范圍，不要機械排除警察輔助人員。對于一些暴力程度低、情節明顯輕微、悔改態度明顯的襲警行為，應采用刑法總則但書條款作出犯罪處理，不得泛化打擊。檢察機關在辦理襲警案件時，應當充分利用法律政策正確處理嚴寬關系，實現司法辦案三效的有機統一。
自《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襲警罪以來，由于現實情況的復雜性和對刑法規定理解的多重性，在司法實踐中對襲警罪的保護對象、暴力程度和處斷標準存在分歧，迫切需要統一規范司法解釋，以便更準確地打擊襲警罪，維護警察執法權威，鞏固和諧警民關系。
處罰嚴寬的適用。
檢察機關在辦理襲警案件時，應當充分利用法律政策正確處理嚴寬關系，實現司法辦案三效的有機統一。在罪名的選擇上，突出了系統的保護。暴力襲擊警察并非都以襲擊警察罪定罪處罰。襲擊警察罪和妨害公務罪、故意殺人或者傷害罪構成了對人民警察執法的系統保護。間接暴力和威脅阻礙警察執法的，可以適用妨害公務罪處罰；打擊報復、故意殺害警察的，可以適用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甚至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名。
貫徹刑事司法政策，堅持刑法謙虛原則，綜合考慮犯罪手段、犯罪情節、危害后果、社會影響等因素，特別是對于執法不規范等暴力襲警行為，嚴格把握入罪標準，合理提出量刑建議。對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小、無犯罪記錄、主動道歉理解、未造成輕傷以上后果的，依法不逮捕、不起訴或者提出緩刑量刑建議。當然，對于主觀惡性、嚴重暴力危及人身安全的襲警犯罪，應當依法提出重量刑建議，并監督法院嚴格適用緩刑，發揮警示威懾作用。
推進治安管理處罰法的修訂，明確阻礙警察執法的具體情況和相應的處罰措施，做好刑事處罰與治安處罰的有機銜接，建立從治安處罰到刑事處罰的處罰制度。通過嚴格的法律保護和精細的犯罪處罰，形成尊重警察執法權威、鞏固警民和諧關系的良好氛圍。
暴力襲擊的標準認定。
刑法規定對暴力襲擊的方式和程度缺乏具體描述。在實踐中，一些調查人員認為襲擊警察罪是一種行為犯罪，與警察動手構成犯罪；一些調查人員認為襲擊是主動和攻擊性的，一般的抵抗和輕微的肢體沖突不構成襲擊警察罪。
根據刑法規定的原則，有必要結合實際語境，合理解釋襲警罪的暴力襲擊。從文義解釋的角度來看，攻擊意味著毫無準備，突然攻擊本身就具有暴力攻擊性。襲擊警察罪中的暴力襲擊應理解為主動與警察對抗，以暴力方式攻擊警察。對于那些為了擺脫警察強行控制而實施的掙扎性抵抗行為，雖然與警察發生肢體沖突甚至輕微抓傷，但咬傷警察不應被視為襲擊警察罪，這也符合刑法的可能性原則。
從系統解釋的角度來看，立法機關規范了襲擊警察罪和妨礙公務罪，做出了暴力襲擊和暴力障礙兩種不同的表達，反映了兩種犯罪對暴力性質和程度的不同要求。即襲擊警察罪的暴力性質側重于攻擊，妨礙公務罪的暴力性質側重于障礙。襲擊警察罪的暴力程度明顯大于妨礙公務罪的暴力程度，否則無需將原本妨礙公務罪的加重升級為獨立罪。
從目的解釋和執法效果來看，刑法增加了警察襲擊罪，旨在維護警察執法的權威，營造良好的敬畏法律的氛圍。然而，在司法實踐中，輕微的肢體沖突，如推搡、撕裂和其他沒有造成嚴重后果的警察襲擊作為犯罪處理，被判處拘役、緩刑和其他緩刑，不僅處罰教育效果不好，而且影響警察的執法形象和良好的警民關系。因此，從執法效果的角度來看，對于一些暴力程度低、情節明顯輕微、悔改態度明顯的警察襲擊，應使用刑法總則但書條款進行犯罪處理，不得泛化打擊。
審查職務合法性和合法性。
警察按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程序和方式執行職務，受法律保護。但不文明、不規范執法激化矛盾，導致行為人反抗。如果警察在履行職責時不當使用強制措施，行為人使用輕微暴力抵抗，是否可以認定為襲警罪存在分歧。有人認為執法態度生硬，方式粗暴或言語不文明，不影響職務行為的合法性和襲警罪的認定；有人認為，如果因缺陷或執法不當而激化矛盾，需要綜合評估是否構成襲警罪的主觀過錯。
檢察機關在處理執法不當造成的襲警案件時，應當全面審查，謹慎入罪。首先，審查職務行為的合法性。職務行為的合法性不僅要符合實體規范，具有抽象的法律規范授權和具體的職務權限，還要符合程序規范，履行相應的審批和通知程序。人民警察法和有關禁止實施的行為受到暴力襲擊的，不得認定為襲警罪。
二是審查職務行為的合法性。《人民警察法》及有關制度明確了執法執勤時適用不同措施的情形。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秩序或者威脅公共安全的，可以強行帶離現場，依法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規定的其他措施。一般不得超出強制措施的范圍。超出范圍的措施是執法不當甚至違法的。在辦案過程中，不能簡單地根據警察個人或公安機關出具的情況說明來判斷是否超出范圍。要綜合考慮執法現場、矛盾沖突加劇因素、犯罪程度等。
警務助理是否屬于襲警罪的保護對象。
公安系統的警務輔助人員有很多種。除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規范公安機關警務輔助人員管理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的文職輔警和服務輔警外，部分地方還招聘了服務輔助人員等臨時用工。這些輔警單獨工作或協助人民警察一起執行任務是很常見的，單獨或與人民警察一起遭受暴力襲擊也時有發生。在司法實踐中，辦案人員對輔警是否屬于警務襲擊罪的保護對象感到困惑，甚至對同一案件有不同的判決。
根據刑法的一般原則，襲警罪規定的人民警察應當與《人民警察法》作為前置法保持一致。結合《意見》，輔助警務人員是為社會招聘、為公安機關日常運行和警務活動提供輔助支持的非警務人員，不具備獨立執法執勤的資格。輔助警務人員單獨工作時遭受暴力襲擊的，不構成襲警罪。但輔助警務人員與警察一起執法時，無論是單獨侵權還是共同侵權，都構成襲警罪。輔助警務人員在警察的管理和監督下開展輔助工作，是警察執法行為的依附。執法共同體的概念應當實質性地判斷為執行職務的人民警察的范圍，不得機械地排除輔助警務人員。一般來說，襲警犯罪是隨機的、偶然的，行為人在實施暴力襲擊時沒有理性區分，導致警察和輔助警務人員處于同樣的危險境地。如果僅僅因為缺乏特定身份或編制而區別對待法律保護，則將執法人員分為個體身份，與警察立法目的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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