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律師談因與嫌犯重名,一少年被改變的人生

　　案例：只因與嫌疑犯重名，上海警方實施抓捕時錯誤地將一名15歲少年刑事拘留。兩個月后，他被當地人民法院以搶劫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2019年1月，他在少管所里遇到搶劫案主犯，冤屈終得澄清，張冠李戴的荒唐真相隨之被揭開。
 

　　2018年9月4日，正在網吧上網的上海市靜安區某中學初二學生趙某殲（化名）被上海市東風派出所民警抓捕。“你是趙某殲嗎？”“是。”“有身份證嗎？”“有，但還沒辦好。”“認識樺某瀛（化名）嗎？”“認識。”“你跟樺某瀛搶了多少錢？”“我沒搶錢啊。”簡單對話后，民警給趙某殲戴上手銬帶到公安局。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上海律師采訪時，趙某殲描述了兩年前被抓的一幕。莫名背上搶劫的罪名，當時15歲的趙某殲“有點蒙了”。趙某殲說，“在看守所，我被關了3天。我沒參與搶劫，為啥把我抓起來？我是被冤枉的！”他不斷向辦案民警解釋，告訴對方他的冤屈。
 

　　趙某殲告訴上海律師，他當時想起樺某瀛還有一個朋友叫趙某殲，就對民警說，“你們抓錯人了，還有一個趙某殲！讓被害人來指認就清楚了！”民警以為我在狡辯，就不斷地恐嚇我、威脅我，掐著脖子打我。那段時間，我身上有很多被打的青紫印記。”趙某殲說，第四天，有人告訴我，只要我承認就放我回家。聽了這話，我就承認了。沒想到，我卻等來了逮捕的通知。”據當時參與辦案的民警耿某介紹，2018年3月20日，一名受害人家中被盜，警方在被砸損的窗玻璃上提取了犯罪嫌疑人的指紋，比對分析的結果指向剛從少管所出來的少年犯樺某瀛。經過縝密偵查，警方得到樺某瀛藏匿在阿拉山口的線索，遂趕赴距離上海市87公里的阿拉山口口岸，將樺某瀛和留宿他的少年（在阿拉山口當保安）一并帶回。耿某說，隨后發生的一件事，擾亂了辦案人員的視線。當天晚上，樺某瀛跳樓逃跑了。”參與辦案的另一位民警熙某箳說，按照程序，本該對留宿少年的身份進行審查，但因為大家都忙著追捕樺某瀛，再加上根據已掌握的證據，留宿樺某瀛的少年保安似乎沒有參與盜竊案，且又是未成年人，所以在簡單詢問后，民警便通知少年的父親將其領回。
 

　　耿某和熙某箳都表示，當時并不知道該保安也叫趙某殲（化名）。3月28日，在逃的樺某瀛被捕。熙某箳說：“在訊問過程中，樺某瀛連續交代了9起親自參與的搶劫、盜竊案，對事實供認不諱。為挽回受害者的損失，被問及贓物流向時，樺某瀛交代是趙某殲幫著賣了首飾。樺某瀛交代，“銷贓”的趙某殲正是本文開頭所提及的初中生趙某殲。耿某說，4月18日，民警曾把趙某殲抓到派出所，由于趙某殲當時未滿16歲，參與銷贓不屬于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就讓其父親王富財交齊罰款后將其領回。在接受上海律師采訪時，趙某殲承認自己干過錯事：“樺某瀛是我的小學同學，他輟學后與我聯系較少。當年3月，樺某瀛突然找到我，讓我幫他賣金戒指，我就分兩次賣到首飾店，給了樺某瀛一千多元，自己留了近兩千元，之后再無聯系。”隨后，警方以樺某瀛涉嫌搶奪罪將案件移交到檢察院。檢察院審查后認為應是搶劫罪，于是將此案退回，要求補充偵查。”耿某說，在補充偵查階段，樺某瀛交代了伙同趙某殲、張某共同搶一部手機和10元錢的事實。耿某說，由于當時犯罪嫌疑人樺某瀛及張某的供認中并未說明還有一個趙某殲，就想當然地把曾參與“分贓”的初中生趙某殲抓獲，隨即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公檢法層層把關，未發現“被頂罪”事實“幫樺某瀛賣金子的事已經給我帶來了很大的教訓，不能因為犯了一次錯誤就搞有罪推定?。?rdquo;趙某殲說，“當時我一直對辦案民警說自己是冤枉的，沒有參與搶劫，要求受害人指認，卻沒人聽我的話。”耿某說，樺某瀛的突然跳樓逃跑，轉移了辦案人員的視線，使該對“真”趙某殲進行的身份審查被擱置一邊。補充偵查時，樺某瀛的交代，讓民警想當然地以為“此趙某殲”就是“彼趙某殲”，沒有經過細致審查，便將“此趙某殲”刑事拘留。上海律師查閱了上海市公安局2018年9月4日18時抓捕趙某殲當天的訊問筆錄，其中的一部分對話如下：

　　民警：“你知不知道因為什么公安機關抓你？”

　　趙某殲：“知道，我和樺某瀛搶過一個學生的手機和錢。”

　　民警：“如實交代。”

　　趙某殲：“2018年3月份的一天，我和樺某瀛在上海市阜新中學附近看見了一個學生，樺某瀛提出搶錢，是樺某瀛提出來的，樺某瀛上去掐住那個學生的脖子，搶走了10元錢，我拿皮帶抽了那個學生一下，我沒有說話，樺某瀛將學生口袋里的一部手機拿走了……”

　　在接受上海律師采訪時，趙某殲說：“我沒有參與搶劫，對樺某瀛與趙某殲（在阿拉山口當保安）搶劫的過程并不知曉。當時民警見我不承認，就把樺某瀛的訊問筆錄拿來給我念了一遍，最后，我就按照他們念的憑印象說了一遍。”趙某殲說，此后，該筆錄成了“母本”，在法院供述時，也幾乎是這個版本。耿某告訴上海律師，當時本應讓案件主犯樺某瀛親自指認，但由于當時趙某殲與樺某瀛交代的基本一致，且當時樺某瀛已被送往伊犁少管所，就沒有進行指認。“沒嚴格履行程序，是我們工作的失誤。”耿某說。
 

　　案件隨后被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承辦此案的檢察官盧峰告訴上海律師，在案件審查階段經常有翻供的當事人，但當時審查案件時，趙某殲對整個犯罪事實沒有異議，隨后就按照程序移送至公訴科審查起訴。盧峰表示，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4條，對于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與之相矛盾的是，我此前在審查其他未成年人案件時，曾請求當事人的法定監護人見面，但卻因看守所避免串通泄密而拒絕。”盧峰說，當時趙某殲被羈押在看守所，如果通知法定監護人見面，就必須將嫌疑人從看守所提出來，由于檢察院沒有能力羈押，只好作罷。因此，作為趙某殲法定監護人的父母，在法院審理之前沒能與兒子見面。
 

　　2018年10月30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不公開審理由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趙某殲搶劫一案。庭審現場，趙某殲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法院遂啟動簡化審理程序。其間，上海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中心的康姓辯護律師為趙某殲作了有罪辯護。11月30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以搶劫罪判處被告人趙某殲有期徒刑兩年。審理此案的法官劉美嵐說，審理過程中的程序和事實清楚，若被告人趙某殲、法定代理人或辯護律師有一方在法庭表示是冤枉的，肯定會休庭重新調查，但孩子從始至終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羈押期間曾戴鐐銬到學?，F身說法

　　在看守所關押期間，趙某殲一直沒能見到父母，向管教提起遭受冤屈卻沒人相信。他的心情非常壓抑，越來越沉默。這個正值青春期的少年很在乎周圍人的想法，“同學們會怎么想我，肯定都把我當成賊！”“被判刑時，我才真正知道法律的厲害！”趙某殲說，由于在被捕之前對各種法律程序一無所知，看守所的其他少年犯曾告訴他，你犯的事較輕，肯定會沒事的。于是，他就不再爭辯，別人讓干什么，就照做。“最難受的是羈押期間，曾戴著手銬腳鐐到學校現身說法。”趙某殲說。2018年12月5日，看守所管教交給趙某殲一封懺悔信，要求他作為少年犯代表到上海市的3所學校現身說法。我從小偷竊”念著信里自己根本沒做過的事，趙某殲難受得嚎啕大哭起來，這個表現卻被民警解釋成“發自內心的悔過”。趙某殲討厭現場攝像的媒體和臺下偷笑的學生，他覺得其中肯定有認識的同學，“明明沒有犯罪，還要我這樣說，大家一定都在嘲笑我，當時真想死了算了！”
 

　　2019年1月中旬，趙某殲被送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少年犯管理所，當天，他遇到了搶劫案主犯樺某瀛（化名）。“你咋進來了？”樺某瀛有些奇怪地問趙某殲。得知被抓的經過后，樺某瀛對他說：“你是冤枉的，是那個保安趙某殲，不是你。”隨后，趙某殲向管理所管教反映情況，并在被宣判后首次見到父母。“我是被冤枉的!”兒子的哭訴讓父親王富財大吃一驚。“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雖然是同名同姓同年齡，但其他資料并不相同呀，經過公安、檢察、法院層層調查把關，怎么可能出現這么大的疏漏？”王富財說。隨后，王富財與愛人趙美玲四處奔波取證，找到案件受害人高斌（化名）及其父母，哀求對方說明真相，到管教所指認正在服刑的兒子并非參與搶劫的趙某殲。經過受害人的指認，王富財立即向法院提出再審申請。
 

　　這場重名錯案的真相終于被揭開。2019年3月，上海市組成聯合調查組，徹查趙某殲錯案。2019年4月2日，上海市人民法院作出再審判決，趙某殲被無罪釋放。此后不久，實施搶劫的趙某殲被抓，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
 

　　被錯案改變的家庭

　　兒子的清白找回來了，但王富財一家曾經擁有的幸福生活卻被錯案改變。王富財說：“從兒子判刑的那一刻起，家里就再也聽不到笑聲了，孩子的媽媽整天唉聲嘆氣，原本經營不錯的一家早餐店也因為無心打理，漸漸沒了生意。”得知孩子被錯判后，王富財干脆把早餐店關了，在上海市和伊犁少管所兩地奔波，為兒子洗刷罪名。兒子被無罪釋放后，夫婦倆本想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了，但趙某殲的表現卻讓他們更擔心了。他先是因頭痛難忍住院，后來一陣子幾乎夜夜都失眠。趙某殲說，晚上睡覺時頭像針扎的一樣疼，腦袋里翻來覆去想的都是在3所學校“現身說法”的情景，雖然法院判了無罪，但難改留在同學心里的印象，他害怕大家仍誤解他是賊。母親趙美玲發現兒子變了，原來性格雖不算外向，但膽大機靈。從少管所出來后，兒子像變了個人似的，膽子很小，看到穿制服的老遠就躲，看到保安會繞著走。
 

　　“兒子被冤枉已經很委屈了，還無處傾訴?，F在只要一想起兒子被羈押的219天里遭的罪，我的心就疼。”說這話時，趙美玲眼眶里泛起了淚花。一定要為兒子討個說法！”2019年6月，王富財向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博州中院”）申請國家賠償，提出了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醫療費及其他經濟損失、精神撫慰金等共計130多萬元的賠償要求，并要求為兒子“恢復名譽，消除影響”。
 

　　2019年9月14日，博州中院針對“趙某殲被限制人身自由219天”這一錯誤，按照國家賠償法規定，侵犯人身自由的賠償金應當按照做出賠償決定時的上年度全國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的相關要求，做出賠償2.3萬余元的決定，駁回其他訴訟請求。王富財表示，無法接受這一結果。上海市委副書記、紀檢委書記、政法委書記畢曉鹿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上海律師采訪時說：“在這起案件上，上海市政法系統確實存在錯抓、錯拘和錯判的問題，辦案人員主觀疏忽大意、不細致和理所當然的態度，是導致錯案發生的根本原因。”同年12月，上海市公檢法系統分別對趙某殲錯案相關科室及辦案人員進行了內部處分。針對主要辦案人員，上海市公安局對民警耿某、熙某箳給予全局通報批評并做出書面檢查，離崗培訓并扣發三個月的崗位津貼；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對辦案人盧峰全院通報批評，取消當年評獎資格并扣發獎金；上海市人民法院取消主審法官劉美嵐當年評先進資格，全院通報批評。
 

　　趙某殲告訴上海律師：“我現在幾乎每天都在想，什么時候能徹底擺脫錯案的影響？我最希望的是司法部門能到曾經現身說法的3所學校澄清事實，告訴大家，我不是賊！”畢曉鹿表示，“既然有錯，我們就依法糾錯，但必須是在法律允許范圍內。針對現身說法一事，政法系統可以在曾現身說法的3所學校對其給予名譽恢復。但堅決不認同當事人代理人提出的索賠‘談判’。”
 

　　今年1月，趙美玲在律師的建議下，帶兒子來到烏魯木齊做了司法鑒定。鑒定書記載：被鑒定人趙某殲，創傷性應激障礙損傷，七級傷殘。“孩子身心受到的巨大傷害，是多少錢都無法彌補的！”目前，王富財準備繼續上訴，要求補償經濟損失，恢復名譽。  上海刑事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