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刑事律師談高息型受賄犯罪金額司法認定

　　上海受賄罪律師提出受賄數額是受賄犯罪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據。國家工作人員通過向請托人出借款項收取高額利息，變相收受賄賂的犯罪情況呈多發趨勢。如何認定此類賄賂犯罪數額，關乎依法懲治犯罪和司法公正。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并無統一的標準,實踐中更是做法不一。
 

　　一、當前司法實踐對高息型受賄數額認定分歧

　　高息型受賄作為賄賂犯罪的一種新手段、新類型，不論如何變化，其本質上仍然是權錢交易，因其涉及借貸關系的合理甄別和準確評判，刑事司法的邊界把握，使得認定犯罪數額十分復雜。
 

　　從各地司法認定情況來看，大多數均參照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若干法律問題的意見》(下稱《意見》)第四條，“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委托請托人理財的名義，實際出資但獲取“收益”明顯高于出資應得收益的，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以“收益”額與應得收益額的差額計算。”的規定，結合具體個案情況，在考量被告人實際的情況下，將差額部分認定為受賄犯罪數額。如何計算差額即受賄數額，主要有五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以銀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為標準。理由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借款給請托人并收取利息，通常超出國家存款利息很多倍。國家法定存款利率是行為人可以預知并可期待的合法收益，即行為人無需權錢交易即可獲得。而超出部分系行為人希望獲取的超額回報，屬于明顯高出部分，視為權錢交易的對價。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以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4倍為標準。理由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過部分的利息不受保護。”對沒有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4倍的利息屬于合法，不能視為受賄所得，超出部分才能認定。
 

　　第三種觀點認為，既要客觀分析民間借款支付利息部分，也應當考慮雙方行受賄因素。根據最高院關于民間借貸利率規定，如果犯罪行為的時間發生在1991年8月13日至2015年6月23日期間，對于超出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以上的數額認定為受賄數額，對于在2015年6月23日至2019年8月20日期間，因最高院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年利率的36%，超過部分的利息約定無效。對于超過年利率36%以上的數額應當認定為受賄數額。對于在2019年8月20日以后的，因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作出新的調整，應當適用對于超出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自2019年8月20日起每月發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以上數額，應當認定為受賄的數額。
 

　　第四種觀點認為，應以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為標準。理由是，國家工作人員出具借款是客觀事實，雙方存在民事借貸關系，依法保護其依照國家法定貸款利率應當取得的預期貸款利息收益，體現了保護行為人合法權益的執法理念。同時，國家法定貸款利率具有法定性和統一性，以此為標準能夠避免司法認定的隨意性。
 

　　第五種觀點認為，應以當時當地民間借貸的一般利率或者請托人向其他人員借款的一般利率為標準。如果行賄人作為一般放貸人，檢察機關指控受賄犯罪時，應當同時查清借款人同期是否有其它民間借貸及借貸利率的具體情況，認定受賄數額時，應當客觀的扣除一般的借款利息，將超出部分認定為受賄的犯罪數額。
 

　　二、高息型受賄數額認定需要厘清的三個問題

　　準確認定犯罪數額，還在于把握住高息型受賄的核心和關鍵形式，立足于受賄犯罪法益侵害的實質判斷，才能正確適用法律，實現罪責刑相統一。
 

　　一是高息型借款性質不宜混同于普通民間借貸。從表面上看，不論是國家工作人員主動“借”款給請托人，并約定高額“利息”，還是請托人為與國家工作人員建立利益“捆綁”關系，以資金短缺為由“借貸”，給予高額“利息”，雙方之間確實建立了一定借貸關系，有真實的資金往來，但借貸的基礎存在著直接的職權依附關系，意思表示不真實，實質上出于賄買職權、逃避打擊的目的，有意造成“借”、“貸”事實，其借貸具有一定的非法性，本質上系變相的權錢交易。而普通民間借貸，貸款和借款是行為主體在約定時間內對資金的排他性使用，借款方獲取巨額資金的使用權多以支付出借方利息作為對價，雙方實行意思自治，是一種平等主體之間的市場行為，即使約定了超過法律保護的高額利息，也可以根據民法規定予以調整。因此，將當地民間借貸的一般利率或者請托人向其他人員借款的一般利率為標準，超出部分認定為犯罪數額，存在著對犯罪行為過于包容的嫌疑。

　　二是高息型借款形式不宜混同于委托理財。委托理財的顯著特征是收益不確定且風險由委托人承擔，而借款收取約定利息，屬于固定收益，按期付息，等額還本。行受賄雙方借款的利息通常事前明確約定，達成合意，且無條件由行賄人支付，國家工作人員不承擔任何風險。國家工作人員和請托人之間采用投資理財的形式行受賄就是為了使權錢交易行為看起來具有合法外表，一般情況下，請托人應當是具有一定的投資理財資質和能力的或者在進行一定的投資理財行為，在認定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獲得收益明顯高于投資應得收益。以委托理財型受賄來認定高息型受賄顯然無法全面評價后者。因此，不能簡單的以行賄人支付的高額利息扣除國家工作人員理想狀態下上應該獲得收益。
 

　　三是高息型受賄入罪標準不宜混同于民間借貸非法認定。犯罪數額的設定，關涉具體犯罪刑事政策的實現、犯罪邊界的大小、刑事司法資源的負重、公眾對刑法的認同等重大問題，社會危害性是行為可罰的根本依據。之所以將高息型受賄認定為犯罪，并且以確定性的利率標準作為入罪依據，其關鍵還在于其行為性質符合受賄罪的犯罪構成，社會危害性大，具有刑事處罰的該當性。對于其入罪數額的認定既要符合客觀實際，也要符合現實需要，更便于高效的司法。所謂高息的界定，也是基于相對行受賄雙方主觀認識而言。如果根據上述現行法律對于民間借貸認定非法的標準，會導致具體認定同一行為人借款收息，是否明顯超越標準時，無所適從。以民事合同上的司法解釋來適用刑事上的犯罪認定，會出現實質上是受賄犯罪而不能認定的困境。顯然是不妥當。
 

　　三、以法定銀行同期貸款率為標準認定高息型受賄犯罪數額考量

　　基于立法上的不明確以及司法尺度的不統一，客觀來說，對于高息型受賄認定和刑罰處置均存在著障礙，既不利于法律的正確統一適用，也不利于維護司法的權威和為全力反腐提供優質的司法保障。以法定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為標準認定犯罪數額，既尊重了借款行為本身法定許可獲取的正當權益，也能更全面的評價該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一 是符合受賄犯罪立法本意。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關于受賄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3萬元以上的，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上述立法體現了對受賄犯罪的全面從嚴打擊。受賄犯罪侵犯的是復合法益，即財產所有權和公職行為的廉潔性。犯罪數額雖然能夠將犯罪造成的公私財產損失進行量化，卻無法衡量出公職行為廉潔性遭受損害的程度。高息型受賄的行賄人向受賄人輸送經濟利益，受賄人利用權力為行賄人謀取利益，確保行賄人在競爭中取得不當優勢，進而確保自己的借款安全和穩定收益，雙方實際形成了利益共同體。這種穩固的金錢與權力的結合體，實際比簡單的權錢交易危害更為深遠、廣泛。以法定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為標準，對這種形式的受賄從嚴懲處符合刑法立法宗旨。
 

　　二 是符合刑事司法客觀需要。定罪數額標準的設定屬于刑事立法的范疇，而“刑事立法是一套記錄刑事政策內容與過程的符號體系和規范準則，刑事政策的價值選擇決定著刑事立法的模式構建”。受賄犯罪入罪數額標準的設定而言，必須考慮到刑事政策的制約，尤其是要與反腐敗刑事政策的走向保持一致。當前高壓反腐敗刑事政策，對于高息型受賄這種具有高度復雜性和隱秘性的受賄犯罪，牢牢抓住權錢交易的本質事實，扣除銀行同期貸款利率計算利息部分，即可見的穩定收益，超出部分認定為受賄，更能夠滿足反腐敗刑事政策的要求、刑罰結構的協調和平衡以及社會管理需要。
 

　　三 是符合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不同于財產犯罪和經濟犯罪，受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需要參考包括犯罪數額在內的諸多指標。為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能夠與現實危害盡量匹配，數額標準認定應當充分體現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實現刑事評價的合理性和科學性，確保罪責刑相適應。高息型受賄犯罪，行賄雙方主觀上對于高額利率的約定，雙方具有認識上的共識，其目的是獲取超額回報，超額部分是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回報，受賄人確有借貸行為，國家法定貸款利率是其可以預知并可期待的正當收益，即行為人無需權錢交易即可獲得，將超出部分認定為行賄人支付的對價，符合刑法實質判斷要求。國家法定貸款利率具有法定和全國統一的特點，以此為標準扣，能有效避免操作的隨意性，更好的維護法律的統一正確適用。
 

　　綜上，無論受賄犯罪形式如何復雜多變，司法人員要通過現象看本質，立足刑罰設置的目的，準確認定高息型受賄犯罪數額。同時，要及時在司法解釋上進一步明確和規范認定標準，通過發布指導性案例，為司法實踐提供更好遵循。  上海刑事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