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某某與賈某某（與被害人李某某是熟人）共謀搶劫李某某的手機并予以變賣。二人到場后發現有人在毒打李某某，趙某某隨即參與伙同毆打，賈某某站在一旁觀看，以便趁機劫取手機。其間，趙某某安排賈某某前去索要李某某手機，如果對方不給則繼續暴力索要。賈某某向李某某索要手機及密碼，李某某以為賈某某系旁觀的熟人，擔心手機被搶或被摔壞，便將手機交給賈某某（暫時保管），但拒絕告知密碼。之后，趙某某再次找到李某某，以暴力威脅索得該手機密碼，并將手機變賣，所得錢款與賈某某共同消費。
2019年8月13日，上海浦東區法院認定趙某某搶劫既遂，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5000元。賈某某為未成年人，系初犯，情節輕微，且真誠悔罪積極賠償后得到被害人諒解，檢察機關未對其提起公訴。
本案因其他無關人員介入共同毆打被害人，致使趙某某、賈某某取得手機這一環節似乎表現為“非暴力”性（強行劫取意圖并未明顯告知被害人），導致如何定性存在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趙某某和賈某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主要理由是：二人雖然共謀搶劫李某某的手機，但賈某某實際獲得手機時，并沒有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而是利用了李某某被群毆產生的誤會“自愿交出”；李某某交出手機并非基于明知被搶劫而不敢反抗，而是擔心被搶劫或摔壞交給熟人暫時保管。趙某某、賈某某將“保管”的手機變賣拒不歸還，其行為構成侵占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趙某某與賈某某的行為構成搶劫罪。主要理由是：本案的定性應從趙某某與賈某某的共同犯意、行為全程以及暴力群毆與獲得財物的內在關系進行整體評價，而不能將賈某某“非暴力”取得財物這一情節剝離開來作為定性的依據。從整體上看，趙某某與賈某某共同搶劫的犯意始終沒有改變，為劫取財物實施了暴力行為或以暴力相威脅（強行索要密碼）；李某某在被群毆的情況下出于擔心而“交出”手機具有被迫性、無奈性，并不改變趙某某與賈某某強行獲取手機的行為性質。
上海刑事律師同意第二種意見。具體理由如下：
一是趙某某與賈某某共同搶劫的犯意始終沒有改變。犯意是行為人主觀方面的重要內容，是犯罪構成四要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引導、制約著行為實施；不同的犯意可能導致不同的定性。在實施此罪的過程中，如果犯意發生轉化，則可能由此罪變為彼罪。本案中，趙某某、賈某某事前共謀形成了搶劫李某某手機的犯意；事中趙某某伙同他人對李某某實施毆打為劫取手機創造條件，之后又以暴力相威脅索取密碼提升手機變賣的價值，強行取得手機的犯意始終沒有改變。賈某某作為趙某某的同案人，借助李某某被群毆處于無助境地的時機和熟人的便利獲得手機，之后又按原計劃將該手機變賣，證明其并沒有產生為李某某“保管”手機的意圖，與趙某某共同實施搶劫的犯意并沒有發生改變。
二是趙某某與賈某某共同暴力劫取財物侵犯了李某某的財產權和人身權。評價一個行為是否屬于搶劫行為，應當考察該行為是否具備暴力性與強制性。本案中，趙某某為了實現強行劫取他人財物的目的，伙同他人對李某某進行毆打，并強制帶至較偏僻地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李某某的人身自由，直接侵犯了李某某的人身權利。同時，趙某某利用賈某某與李某某的熟人關系，安排賈某某向李某某索要手機和密碼，并親自以暴力相威脅索要密碼，侵犯了李某某的財產權。
表面看，賈某某獲取手機沒有使用暴力，似乎僅侵犯了李某某的財產權。但是，從共同犯罪的視角考察，賈某某與趙某某不僅具有共同的犯意，而且互相配合的行為具有共同的目的指向（將李某某的手機據為己有），我們必須從整體上進行評價，不能把基于分工的不同行為割裂開來單獨評價。事實上，趙某某等人的群毆行為給李某某帶來財產權和人身權可能受到傷害的強大壓力，賈某某利用這種壓力和熟人身份獲取財物實現犯罪目的。因此，趙某某與賈某某（不是賈某某單獨取得財物）取得財物與多人暴力毆打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
三是李某某在被群毆的情況下出于擔心而“交出”手機具有被迫性、無奈性，并不改變趙某某與賈某某強行獲取手機的行為性質。趙某某、賈某某著手實施犯罪行為時，介入了不認識也無關聯的另外幾個人對李某某進行報復性毆打。雖然目的各異，但趙某某參與伙同毆打，并借其他多人毆打之勢，明顯使李某某增加了壓力感和恐懼感。而且，趙某某等人對李某某的暴力侵害具有持續性，使李某某的人身和隨身財物（重點是手機）一直處于隨時被損害的危險境地。當熟人賈某某索要手機時，李某某基于對自身和財物安全的擔心交出手機，實屬被迫和無奈之舉。雖然李某某交出手機的意圖與賈某某取得手機的意圖南轅北轍，但并不改變趙某某與賈某某強行獲取手機的行為性質。而且，賈某某始終沒有代李某某暫時“保管”手機的意圖，將手機變賣不屬于侵占“保管物”。 上海刑事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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